《厚父》

　　《良臣》

　　尚书周书

　　《四告》

　　禅让

　　上海博物馆楚简《容成氏》中的论新皋陶

　　乐舞《周公祷》中宣读惩治商奄作乱的镜头

　　郭店简《唐虞之道》

　　《鲁久次问数于陈起》书影

　　夏启

　　竹书纪年

　　在传世文献中,皋陶以“作士”“种德”等记述了其在建立刑罚、推行德教等方面的出简开拓性贡献,又系以六安为中心的偃姓诸国之宗祖(见本公众号拙作《偃姓诸国新说》),这不仅是有大量的传世文献为依据,而新出土(或公布)简牍文献的面世又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支撑。

　　颇览文史,牍里的皋习于简牍。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术,陶形但在纸张普及之前相当漫长的一段时期,中华先人已经有了文字载体,这就是“简牍”。汉代以来简牍的论新出土不断见于记载,如孔子壁书、汲冢竹书等。出简但古代出土的牍里的皋简牍实物绝大多数今已难以目睹,而流传下来的整理文本均存在着诸多疑问,从而影响有限。进入20世纪初,陶形先后兴起了甲骨学、简牍学、论新敦煌学,出简世称“罗(罗振玉)王(王国维)之学”,为中国现代古文字学的开端。自1993年湖北“郭店简”出土以来,牍里的皋新时期的简牍学影响日甚,随后“上博简”、“北大简”、陶形“清华简”陆续面世并获得解读,论新使得21世纪以来简牍(帛)学兴起新高潮。当然,出简这与上世纪中叶以来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居延汉简、牍里的皋马王堆帛书,以及信阳竹简、银雀山汉简、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竹简、阜阳双堆汉竹简、湖北曾侯乙墓竹简、湖北九店竹简、包山楚竹简、湖南走马楼三国简等等的发现密不可分。一大批简牍、帛书的出土和专家学者的释读,形成了20世纪末至今的简牍(帛)学热潮,相比较1899年甲骨文问世及随后兴起甲骨学热,甲骨学和简牍(帛)学都已成为国际显学。尤其是碳14科技手段的运用,使得专家对简牍的诞生年代判断较为准确,也对释读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显得具有可靠根基。在国内,简牍(帛)学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著名高校如复旦、清华、武汉大学都纷纷成立了简帛研究机构,并通过网络、专刊、著作等手段使简牍(帛)学研究成果与大众分享。

　　在新出土的简牍文献中,学者形成共识、直接涉及皋陶的有:郭店简中的《唐虞之道》、上博简中的《容成氏》、北大秦简中的《鲁久次问数于陈起》、清华简中的《厚父》《良臣》《四告》(见拙作《试论新出土简帛文献对皋陶文化研究的学术参考价值》,《皋陶与六安》(第四集),黄山书社2021年7月第一版)等,枚枚竹简从不同维度讲述着皋陶的故事。同时,学者存在争论或间接涉及到皋陶的有郭店简中的《穷达以时》、清华简《参不韦》《两中》和《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甲种》等。此外,还有上博简中的《举治王天下》(共5篇,其中有《尧王天下》《舜王天下》《禹王天下》3篇)、《从政》《三德》等篇章,清华简中《尹至》《金滕》《保训》《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系年》《五纪》等,这些篇章虽然没有直接记载皋陶的言行,但记载了大量与皋陶同时期的历史人物或在其后夏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著名人士的言行事迹,也为我们研究皋陶文化提供了新的典籍材料。

　　简牍的最新考古研究成果进入公众视野,助推考古研究成果从象牙塔走向千家万户,唤醒了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然则简牍文献涉及皋陶的内容较多且解析具有一定难度,故笔者换个角度:试论新出土(面世)简牍文献中展示的皋陶“三个形象”,与诸公同好。

　　(一)执掌刑律的正义形象

　　清华简于2008年入藏于清华大学,总数近2500枚,是目前已知战国竹简中数量最大的一批。其内容多为经、史、子类文献,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罕见的重大发现。通过AMS碳14年代测定,该批竹简的时代约在公元前305±30年,属于战国中期偏晚。同年,清华大学成立了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在李学勤、黄德宽先生的相继带领下开展清华简整理和研究工作。经过10余年艰苦的整理研究,至2024年底已出版报告14辑。清华简内涵极为丰富,包括多种先秦典籍,这些文献中,有的是亡佚已久的古文《尚书》佚篇,有的是从未见于文献记载的篇目,对中国上古历史文化和学术史研究极为珍贵,被誉为堪与汉代孔子壁中书、西晋汲冢竹书相媲美的先秦文献的又一次重大发现。

　　“周公制礼”被后人誉为“礼圣”,“皋陶作刑”被后人誉为“法圣”,而在清华简中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献《四告》中展示了周公对皋陶“顶礼膜拜”。一般而言,不同血缘族氏都有自己信奉的祖神或神灵,祖先神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与排他性,所谓“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僖公十年》)。皋陶是东夷偃姓之先人,本非西方周人先祖国和所崇奉之神。“法圣”与“礼圣”并非出于同一部族,却表现了一次“礼圣”对“法圣”格外敬重。《四告一》为“周公祷皋陶”(皋陶简书为“咎繇”)的祝祷告辞,佚文中周公历数商纣暴虐与周文王、武王功业,希望皋陶护佑成王,选贤任能,维护“周邦刑法典律”。《四告一》中展示了皋陶作为“天尹司慎”(天庭主司刑罚)的公平正义形象和具有“天丁辟子”崇高威望(天帝的属官)。《四告一》简文约460多字,文中三次提及皋陶,为近30年来出土相关皋陶字数最多的简书佚文(见赵平安《清华简<四告>的文本形态及其意义》,《文物》2020年第9期及其他论著)。

　　“皋陶迈种德,德乃降。”“皋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中华经典中不乏盛赞皋陶和皋陶文化的词语。何谓皋陶文化?笔者认为,皋陶文化是从上古到战国秦汉年间逐渐形成,并在秦汉以后获得了持续历史构建；它展示了华夏民族早期法治、德教、民本、选人、礼乐文化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内容上包括皋陶研究、《皋陶谟》思想研究、皋陶法治思想及历史实践研究等方面。

　　夫源远者流长,根深者枝茂。中华文明起源于黄帝、炎帝时期,距今约5000年；进入尧舜禹皋陶时代,距今约4000多年。然而至今所有的考古发现对夏代有无系统文字不能定论。对皋陶功绩记载最集中的是在《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等篇章中,而这些篇章一般认为是后人根据古史传说在春秋战国时期撰写的,其它有关皋陶的文字在《左传》《论语》《孟子》和《史记》《汉书》中只有少许、分散记载。随着《唐虞之道》《容成氏》《四告》《厚父》等新出土简牍文献的面世,我们可以采取与传世典籍进行对照比读的办法,拓展对皋陶在法治、德教等方面建树的认知及其文化构建的研究,纠正与补充以往学术研究中的褊狭与不足,把皋陶文化理论研究与成果转化推向新的高潮。(戚卫国 作者系六安市皋陶文化研究会会长)